2024年1月，中央党校出版集团大有书局出版贺雪峰教授著《乡村的视角——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若干问题解读》。《乡村的视角》系贺雪峰教授近年为回应中央出台重大政策而撰写系列论文的汇编。系列论文回应的中央重大政策为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共同富裕目标。系列论文回应主要站在乡村视角，进行自下而上的回应，这样的角度与主流视角有所差异，可以说构成了主流的、自上而下视角的重要补充。将这些论文汇编成书，分成五个部分，其中第一篇为总论，讨论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关系。重点从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讨论了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条件性和过程性，尤其区分了战略目标和阶段目标之间的本质差异。第二篇重点讨论城乡差距与城乡差异的问题。城乡之间存在差异，并非所有差异都是差距。第三篇讨论中国区域差异问题，避免当前理论和实践部门常常将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混淆的问题。第四篇则重点讨论构成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战略支点的县域经济问题。最后一篇关于乡村养老的讨论，既是用一个例子生动说明城乡之间存在的不仅仅是差距而且是差异，又是一个关于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具体实践建议。
《乡村的视角》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性。
《乡村的视角》自序：乡村振兴要眼里有农民
一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三农”之首为农民，乡村振兴必须要将服务农民放在首位，任何脱离了服务农民的“三农”工作都是要不得的。
之所以说乡村振兴首先要服务于农民，是因为农民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弱势群体，他们缺少社会资本，正在艰难进城。过去20多年以及未来20年是中国城市化最快的阶段，也是市场进一步深化的阶段。2000年中国城市化率只有36%，目前中国城市化率已达65%，未来中国城市化率可能要达到80%。城市化也就是农民进城变成城市市民，农民从农业农村进入更加市场化，拥有更多机会也涌动更大风险的城市二三产业的过程。
农民进城不是一家人一次性搬到城市居住，而经常是家庭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先进城。留守农村的父母务农，年轻子女在城市务工，全家一起努力，终于获得在城市安居的条件。问题是，农民进城并不总是成功，很可能在很长一个时期，农户家庭年轻子女在城市务工，年老父母还得留村务农；经济繁荣时期进城，经济下行时返乡。即使已经在城市安居的农民也可能经不住风险，所以还愿意保留农村的退路。这就是当前中国城市化率达到65%，户籍城市化率却不到46%的原因。进城农民仍然是脆弱的，他们很清醒和理性，要为自己保留农村退路。
当然，并非所有进城农民都是弱势群体，越来越多进城农民融入城市，在城市有了稳定就业与收入。他们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性力量，也是城市化和市场化的主体。他们积极参与了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并从中获取了各种机会、各种成功。这部分人是农民中的强势群体，他们从8亿户籍农民中脱颖而出，将命运掌握在了自己手中。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有越来越多进城农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成为新市民。他们逐步让渡之前在农村的获利机会，从而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地关系，留守农村的农民获得这些机会，就可以扩大经营规模、增加收入。
留守农村的农民主要有两个群体。一是缺少城市就业机会的老年人，他们有承包地、有宅基地、有住房。村庄集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成份、村庄熟人社会传统，以及仍然保留的自然经济，使具有劳动能力的留守老年人不仅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可以有丰富的生命主体性实践，这同漂泊流浪在异己城市不可同日而语。二是不愿或不能进城的青壮年夫妻，他们通过获取进城农民让渡出来的获利机会而增加收入。进城农民越多就可以让渡出越多获利机会，也就为留守农村的青壮年夫妻提供了越多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副业收入的可能。留守农村的青壮年甚至可以在保持家庭生活的完整的同时，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成为农村的新中农，成为“中坚农民”。从村庄社会结构上讲，他们是村庄的中坚力量，从村级治理来看，他们是村组干部的最好来源，是村级治理中的积极分子。正是老人农民+中坚农民，耕种了全国90%的耕地。这个结构是一种自生自发出来的极具生命力的稳定结构。
再过20年，绝大多数进城农民都有能力在城市体面安居，让渡出的农村获利机会会为仍然留村的中农提供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条件。随着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阶段，城市现代化优先取得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跟进，中国将进入到现代化的高级阶段，“强富美”的农村终将到来。
二
问题是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农民深度参与市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财富，打下了扎实基础。为农民提供无差异的市场机会，是对他们最大的尊重与保护。市场体系机会多风险也大，农民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弱势群体，进城可能失败的农民与仍然留守农村的农民尤其是农村老年人则是农民中的弱势群体，需要有基本保障和最后退路。因此，当前时期乡村振兴的主要目标应是将有限的国家资源用于为农民提供底线式的保障与服务；当前比较重要的事情，如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小农户社会化服务、互助养老服务等，都是基础性、底线式的；当前乡村振兴的目标也不是要将农村和农业建设成为比城市更美、机会更多、更能成功的地方。
简单地说，乡村振兴实践和“三农”工作重点是要服务于农民，政策设计、财政支持都要向农民倾斜；这种服务更多是底线式的，却极为重要；这个底线要逐步提高，却绝对不可能高到比城市更好。
以此来反观当前乡村振兴实践和“三农”工作，很多地方值得讨论和商榷。例如，某些地区将乡村振兴等同于美丽乡村建设，投入巨额财政资金打造无法复制的“强富美”示范村；部分地方政府不顾当前小农户农业的实际，片面推进土地规模经营，推进农业现代化、推进现代农业，通过财政支持资本挤出小农户；个别政策研究者不顾实际推崇农村生产要素进一步市场化，推崇农民土地入市，鼓励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实质则切断进城农民与农村血肉联系；一些地区盲目经营县城，鼓励农民耗尽积蓄到县城买房却并无就业，等等。
本书从乡村的视角比较系统地讨论了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等战略，指出了目前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偏差，以及在当前阶段为何、如何为农民提供服务。希望本书的出版有助于推进对当前“三农”工作的认识，深化乡村振兴实践。
是为序。
2023年9月5日晚于庐山
